这样就使开发商与拆迁户协商的行为成为合法，这样一来，政府减少了麻烦事，开发商则往往会以各种手段达到拆迁的目的。政府放手，无良开发商仗势欺人的事常有发生，被拆迁人的利益诉求得不到合理的解决，许多拆迁中的冲突和悲剧也就因此产生。 

　　邹：中国城市的土地产权极具“中国特色”，因为在房产商买地与居民卖地的模式中间，就夹了一个“地方政府”。我们习惯于将开发商的行为模式看成是“利润最大化”，我们还不习惯于按照“利润最大化”的模式来看待政府卖地的行为。而这种习惯是一个误区。 

　　有意思的是，地方政府作为当地土地的唯一供应商，他们不但追求“利润最大化”，而且是按照垄断模型而不是竞争模型来追求利润最大化。更糟糕的是，中央政府的反对小产权房的政策，进一步强化了地方政府的这种垄断能力。 

　　于是，所有的开发商要想通过开发房地产的途径赚钱，必须先到地方政府这唯一的土地爷这里拜菩萨。所以拆迁和补偿的问题，地方政府甚至不用亲自动手，愿意承担的开发商早就排起了长队。于是就达到目前的这种均衡局面：不但拆迁的矛盾都顺利地转嫁给了开发商，而且地方政府顺利地实现了卖地的利润最大化。 

　　反应过激只因权利贫困 

　　苏：穆委员称“地产商现在都成了过街老鼠，还有谁敢替地产商说话呀？”穆委员作为房地产公司的老总，这样的话很容易被解读“屁股决定脑袋”。类似的代表委员的言论，在广东省以及广州市两会都出现过，对此，我们应该怎么看？ 

　　王：政协委员、人大代表在会议期间、履行职责时的发言，是受到保护的，而且每个人作为委员、代表都有自己的利益诉求，“屁股决定脑袋”的发言是正常的现象。把拆迁条件没谈妥而没有拆迁的住户称为“钉子户”，本身就没有尊重他的私权。 

　　因此，对于委员、代表类似“中国看病最便宜”，“《劳动法》应该取消无固定期限合同”的意见，政府当局应该抱着“有则改之，无则加勉”的态度来听取，而对于媒体的评论，委员、代表则应该坦然面对，因为你们是中国的公众人物。 

　　李：所有的言论都不应被封锁，言论自由是民主社会的基石，更何况是代表、委员的言论。身为房地产老总的代表、委员为房地产业说话不但是正常的，而且应该鼓励。 

　　但关键的问题是，各种利益的代言人都应该堂堂正正地申明自己的利益和立场，社会管理部门和公共传媒更有责任把各种利益集团的获利真相、对公共利益的影响等信息传达给公众，在这样的前提下才谈得上公平的利益博弈。 

　　邹：网络对她言论的反应，我认为是一种权利贫困下的嫉妒。问题不在于她作为政协委员有机会进行“特殊利益”表述，而在于网民发现：在数以千计的委员中，找不到代表自己利益的委员。 

　　当然，房产商之所以变成了“过街老鼠”，有开发商出言不谨慎的原因，有媒体记者错误报道甚至片面报道的原因，还有传统的“无商不奸”的文化影响，更有市场经济原理未被大家理解的原因。简单地说：理性的力量还没有占上风。 

　　要改善这种局面需要开展三方面的工作：1.改变公民的“权利贫困”状态才能减少嫉妒，包括在两会这样的利益博弈场，有旗帜鲜明的消费者的代表。还包括土地要能公民化。2.特权要扁平化，政府要从利益中抽身，将资源的产权公民化；3.所有博弈各方在理解问题的能力上，要专业化和理性化，减少情绪化。